世界新动态：尹嘉铨致仕后替父亲上书请封，为何会引发文字狱？

文字狱是指统治者迫害知识分子的狱事，清朝乾隆年间的文字狱极为严重，而“尹嘉铨案”便是其中之一。接下来趣历史小编就给大家带来相关介绍，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。

尹嘉铨本是乾隆年间的普通官员，不仅擅长做学问，对程朱理学极有研究，而且勤于笔耕、著作颇丰。尹嘉铨原本于乾隆四十六年(1781年)已经致仕，结果就因为替父亲上书请封，结果不仅自己丢了性命，所著书籍也尽被销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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尹嘉铨乃直隶博野人，乃乾隆年间的吏部侍郎尹会一之子。乾隆元年(1736年)时，以举人身份入仕，先为刑部主事，后升任郎中，官至大理寺正卿。由于善做学问，后被授予稽查觉罗学主管，用以监督皇室子弟学习。

他向乾隆建议让八旗子弟读朱熹的《小学》，被乾隆皇帝批准，之后他又将《小学》加疏，增加《考证》《释文》《或问》各一卷及《后编》二卷合为《小学大全》，受到乾隆帝的嘉评。

乾隆四十六年(1781年)，七十岁的尹嘉铨致仕，返回老家养老。虽然尹嘉铨的三品官，在京城来说算不上什么，可回到地方之后，却绝对算是大佬级人物，因此极受地方官员和百姓的尊敬。

同年三月，乾隆帝西巡五台山，驻跸保定。按照惯例，皇帝在驾临某地之后，往往会接见一下当地官员、致仕官员和士绅名流。尹嘉铨本就是刚刚致仕，再加上善于治学和著书的他常以“当世名儒”自居，心想怎么着也该得到皇帝的召见吧，结果等来等去，却始终没有得到皇帝的召见。

对此，还没有适应退休生活，还沉浸在地方官员和百姓恭维声中的尹嘉铨自觉很没有面子。思来想去，尹嘉铨灵机一动，便拟就了两份奏折，为老爹尹会一请求“赐谥”和“从祀”孔庙，并让儿子送到皇帝行宫去。

要知道，无论是请皇帝赐予谥号，还是“从祀”都是有严格要求的。按照清朝的规定，只有一品官员去世后，皇帝才会赐予谥号，二品官员想要得到谥号，必须要有突出贡献，获得皇帝的特批才行。而“从祀”更了不得，乃是指入祭孔庙，跟着孔子一起享受后人的祭祀，纵观整个清朝，有资格“从祀”的也仅有五人。

虽然尹会一官至吏部侍郎，为从二品，且以治学和著书出名的他，在士林间颇有声誉，但也远远达不到“赐谥”和“从祀”孔庙的标准。

尹嘉铨对此当然心知肚明，不过在他看来此举简直就是稳赚不赔的生意，如果皇帝同意了，那面子肯定是大大的有了，就算皇帝不同意，应该也会召见自己吧，那面子也是找回来了。就算惹得皇帝不高兴，念在自己出于孝道的份上，也不会因此惩处自己才是。

然而，尹嘉铨怎么都没有想到，乾隆帝看了他的奏折后，直接朱批，“竟大肆狂吠，不可恕矣!”随后下旨将其“拿交刑部审讯，从重治罪”，并下令查抄尹嘉铨在京师和原籍的家产、著述。

清朝的“文字狱”本就极为出名，仅乾隆帝在位60年，制造的“文字狱”便多达135起。尹嘉铨父子平生本就极善著书，在如此大背景下，其下场可想而知。

当时，乾隆命大学士英廉牵头，查抄尹嘉铨父子所有著作，从中甄别是否有悖逆之言、谋乱之语。英廉于京城搜出其家藏书大小311套、散书1539本、未装订书籍一柜、法帖册页65本，破字画58卷、书信一包计113封、书板1200块，而直隶总督袁守侗又于其原籍搜出大小四十六箱书籍，派人送往京师交英廉检阅。

为了仔细甄别，英廉特意精选了通晓文义又查办过禁书，且认真谨慎的翰林数人，对尹家藏书详加察勘。要知道，“文字狱”这种事情，如果要牵强附会的仔细深究，又岂能找不出证据，经过半个月的仔细甄别，果然从中发现了130多处悖逆文字。

尹嘉铨被押抵京城后，于三月二十八日开堂询问，前后被提审了多达十七次。尹嘉铨对于“文字狱”自然并不陌生，因此对于提到的罪名，不敢有任何抵赖，只能迂回辩解，希望能够减轻罪名。

例如，他在《尹氏家谱》中提到“宗庙”、“宗器”、“建庙”、“入庙”等字样，并称其母亲去世为“薨”，这显然是僭越。尹嘉铨便解释，自己这么写，只是因为古人的书上就是这么用的，自己没有细想就用了。

又如，英廉认为他在《近思录》中的“先生见直道难空，欲告归之南巡，不果”是公然诽谤。尹嘉铨解释“直道难容”只是指与抚台大人意见不合，不是诽谤时政。

还有，乾隆曾对鳌拜、高士奇、徐乾学、鄂尔泰、张廷玉等予以罢斥，但尹嘉铨却将这些人列入了《名臣言行录》，英廉认为这是公然与皇帝作对。尹嘉铨解释说，自己只是一时糊涂才将他们一并列入。

再如，他的《多病徒传》中有“子欲为帝者师”等语句，英廉认为这是在以帝师自居，乃是狂妄之词。尹嘉铨解释说，自己用“帝者师”字样是因为《汉书·张良传》中有“学此则为帝者师矣”一句，自己只是混加援引，并非胆敢以此自居。

还有，尹嘉铨在《名臣言行录》中自称“古稀老人”，而当时乾隆在自己70大寿时，曾御制诗一首，自称“古稀老人”，还特地制章一枚，尹嘉铨这乃是公然犯禁。此外，尹嘉铨在《朋党之说起》中提到“而文师之教衰，君亦安能独尊于上哉?”这句话与雍正的《朋党论》有悖，也被认为是公然与皇帝唱对台戏。

乾隆四十六年(1781年)四月十七日，大学士三宝、英廉及涉及此案的各部、司人员向皇帝上疏，报告了尹嘉铨案的审理情况，并建议将尹嘉铨凌迟处死，家产全部充公，所著书籍全部销毁，家中男子十六岁以上者皆斩，余者发给功臣之家为奴。

乾隆看过奏折后，于同日下了一道长达千余字的上谕，历数尹嘉铨罪状，认为本应“凌迟处死，家属缘坐”，但为了表示皇帝的大度，最终决定“加恩免其凌迟之罪，改为处绞立决，其家属一并加恩，免其缘坐”。

尹嘉铨恐怕怎么也没有想到，自己就为了争一口气，跑去替父亲请封，结果却将自己的命给搭了进去。

四月二十日，乾隆帝又下旨，“尹嘉铨悖谬书籍既多，其原籍亲族戚友必有存留之本，著传谕袁守侗明切晓谕，令将其书籍板片悉行呈出，毋任隐匿，一并解京销毁”，并饬令各省封疆大吏，尤其是尹嘉铨原籍直隶和曾任职的山东、山西、甘肃等地督抚，要详细访查，“倘查办不实，致有隐漏，别经发觉，必将原办之该督抚等治罪。”

军机处按照乾隆的谕旨，将尹嘉铨的著作书目开列清单，抄送各地，各省的督抚则按单查缴。结果，在各地督抚的严格查抄下，不仅查抄出了大量尹嘉铨的书籍，就连军机处出书单上没有的不少书籍，也被查抄了出来。最后，各省督抚将缴到的尹氏文字封送北京集中处理，尹嘉铨自著的79种书籍全部被焚毁，而由其疏解或作序的书也用抽毁的办法将其文字剔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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