汉灵帝废史立牧对东汉造成了哪些不利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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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其说废史立牧是东汉王朝灭亡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诱因，倒不如说失去民心是东汉政权颠覆的一个极其根本的原因。

汉灵帝刘宏改刺史为州牧，造成州牧权力瞬间膨胀，促使地方割据势力坐大，引发东汉末年军阀混乱，铸成东汉政权被颠覆。更为可怕是州牧制度改变东汉王朝是正统的观念，失去汉室皇权至高无上的地位，确定汉失其鹿的思想。封建社会里，历代帝王一直鼓吹“君权神授”，自称其权力出于神授，是秉承天意治理天下，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和政权。东汉王朝亦是如此。当汉灵帝改刺史为州牧后，一改之前天下人依旧认为东汉王朝是正统，是天意的选择。毕竟汉室四百年的权威早已深入人心。即便有些地方豪强蠢蠢欲动，也不敢公开挑战东汉王朝的权威。

建安二年(公元197年)二月，袁术称帝于寿春，就是东汉未年州牧制度出台之后最典型的事件，对东汉政权造成最直接的危害。

汉灵帝重置州牧，不仅未加强中央集权，保证汉室天下千秋万代;还放任地方州牧坐大坐强，铸成刘氏王朝毁于一旦。总而言之，汉灵帝重置州牧，其设想是很理想，其过程是有章程，其结果却是大恶果。实施州牧制度的过程中，特别在选拔各州牧时，汉灵帝是颇有章程。

具体如下。

其一，人员的选用。

汉灵帝重置州牧起至汉灵帝驾崩止，即188年三月至189年四月，前后十四个月，史书中有明确记载汉灵帝改刺史为州牧有且只有三个：太常刘焉为益州牧、太仆黄琬为豫州牧及宗正刘虞为幽州牧。刘焉，汉室宗亲，官居太常，掌宗庙和礼仪，曾因德才兼备而被推举为贤良方正;黄琬，名臣之后，官居太仆，掌舆马和马政，曾因公平选举而遭禁锢二十余年;刘虞，汉室宗亲，官居宗正，掌皇族名籍簿，曾因为政宽仁而深得北方各族的人心。选用州牧时，不管是黄琬，还是刘虞，甚至是刘焉，都是有清美声誉且官居九卿的重臣，均是对汉灵帝及东汉王朝忠心耿耿的忠臣。为此，汉灵帝在选用大臣来担任州牧时颇费心思，综合考衡，择优录用，选用的州牧人选全都符合“清名重臣”的要求。

其二，地方的选择。

汉灵帝改刺史为州牧时，首批选择益州、豫州、幽州三个州。从东汉的地形图来看：益州，与司隶州接壤，位于西南;豫州，与司隶州接壤，在东偏南;幽州，与司隶州隔并、冀州，在东北。益州、荆州、幽州三州，在战略学里有“金角银边草中间” 的说法。换句话说，在东汉的版图里，益州和荆州是金角，幽州是银边，而司隶就是草中间。所以，益州、荆州和幽州都是四塞要地，易守难攻：和平时，大可发展生产，屯积粮草，壮大力量;战争时，尤可躲避战乱，招贤纳士，争夺中原。四百年前，刘邦以益州为基地，厉兵秣马，剑指关中，问鼎中原。所以，汉灵帝在选择地方来试点州牧时很有见地，全面衡量，因地制宜，选择的三州之地全是适宜“战略要地”的条件。

汉灵帝重新实施州牧制度，在选用州牧人选及选择试行地点等方面来看，可圈可点，无一丁半点的马虎之象，反有破而后立的君主魄力。

笔者按：决断，指有魄力。汉灵帝在实施“废史立牧”的过程中，特别是在第一批州牧的人员选用及实施地方选择之中都是无可挑剔，与历史上只会耽于享乐且卖官鬻爵的汉灵帝有天壤之别。正所谓：假作真时真亦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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